2009年，飙车、酒驾、连环车祸——这几个词汇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成为交通行业流行语。
词语流行的背后，则是汽车时代到来之际交通安全缺乏保障的现实境况。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于生命、健康的关注也就高于对物质价值的关注。在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对机动车问题包括醉驾交通肇事问题的关注是必然的。
1950年全国机动车(含摩托车、拖拉机，下同)保有量为5.09万台，当时能够见到汽车已是“眼福”，对交通肇事无从谈起，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刑事政策没有交通肇事罪。
1996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3609万台，这一时期，出现了逃避交通事故责任逃逸导致受害人死亡的案件，因此，1997年修订刑法中增加“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
2008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近1.7亿台，这期间，交通事故责任出现多元化，再次修订刑法、打击交通肇事的呼声日渐高涨。
交通肇事的解决离不开法律，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法律的规定，首先来看一下刑法的规定。
现行刑法的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包括：必须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才定罪；发生结果严重如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特大事故)，只影响量刑而不影响定性。
这一规定造成了交通肇事罪的两大立法硬伤：一是定罪条件“门槛高”，不出事故不定罪，造成了人们对一些严重交通违法处罚的不满；二是最高量刑的“温柔”，最重为7年有期徒刑，造成了人们对一些特别严重交通违法并发生特大事故判刑的不满，因而出现了要求单独设立“酒后驾驶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决交通肇事者死刑、无期徒刑的诉求。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经将“酒后驾驶”、“严重超速”发生重大事故，纳入了现行刑法的交通肇事罪中，如果单独立法制定“酒后驾驶罪”、“严重超速罪”新罪名显然会否定现行刑法的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这是两个犯罪主观要件截然不同的罪名。诚然，确实存在碰撞第一台车后不采取措施，放任自己行为造成继续损害，这种条件下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准确的。
在没有排除不可能避免因素情况下，直接按故意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显然是草率的，可能导致证据不充分。
因此降低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条件的“门槛”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查看国外刑事法律，我们更惊奇地发现，诸如“醉酒驾驶”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等特别恶劣情节的，判处有期徒刑超过7年的国家众多。
建议修改现行刑法的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条件和量刑幅度，即：严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交通运输肇事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或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外，公共交通设施无疑应该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因而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后，如何实现公共产品分配的公平性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占用较多公共产品的开车者，其承担的公共责任也就越重，一旦行为违法，其所承受的违法成本就应该更重。
网络和舆论对于具体个案的关注，不应该形成声势对司法施以影响，也就是说，对司法应该是“监督”而不是“左右”，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对当事者的新的不公。公众真正去关注的应该是立法，通过对人大代表及人民代表大会的影响修正法律，形成确定的法律规则，让法律公平得以实现。
最后，酒后驾车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酒后驾车的背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即交通文化与饮食文化(具体讲是“酒文化”)的冲突，如何处理酒后驾车就体现了两种文化“谁优先”的问题。应该引导人们树立新的文化观念，让大家自觉服从“安全”，加强自律，从而真正解决酒后驾车等违背交通安全的问题。
交通文化的核心是“安全”，而当饮食文化与交通文化冲突时，交通安全文化理应优先于饮食文化，全社会应该树立“安全”优先的文化意识。在有的国家，向开车的人卖酒也是要被追究责任的，这就是交通安全文化优先的体现。
而我们常见的供酒者、劝酒者基本就没有树立交通安全优先的文化。因而治理酒后驾车，不仅仅是调整立法的问题，更要在全社会树立安全文化优先的原则，进而才能解决各种文化冲突时排序的问题。
构建汽车社会安全，我们有几个方面缺失。
缺失汽车文化，随着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我们往往是在宣传汽车经济等方面积极，而对其消极方面没有广泛认识和防范，应该首先把安全文化放在第一位。
缺失交通安全知识，谁都知道酒后驾车违法，却还要酒后驾车，因为谁都相信自己不会出事，认为出事是别人的事。
缺失法律规范，刑事立法定罪标准太低，而且是发生事故才定罪。
最后缺失整体环境，由于人、车、道路、环境、管理五要素是综合作用相互影响，应该把汽车安全纳入到人文环境中共同发展。
交通事故只是交通文明的一个副产品，随着我们交通文化的成熟，这个问题应该能得到顺利解决。
(作者系道路交通安全法起草人之一、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