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召开的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演讲，其中就人的生死问题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文中引语出自《汉书·司马迁传》中《报任少卿书》。司马迁是毛泽东非常敬佩的一位历史人物。1949年，中共中央机关开始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次是进京赶考”，他还特意从已经装箱的个人藏书里，挑出《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书随身携带。
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掌握秘籍，职司记载。他从小受到父亲熏陶，10岁就学长安，20岁时开始漫游全国，考察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采集传闻异说，为他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基础。他25岁入朝任郎中，曾出使巴蜀。后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参与修订历法，并开始写作《史记》。后来他因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上书辩解，获罪下狱，被处宫刑。在狱中他仍以顽强毅力著书写作，出狱后被惜才的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从此他愈发发愤，历十数年艰辛，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篇巨制——《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长达三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而且“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对待历史要有科学的态度，“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是说人们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来对待，而不是把历史和现实混同起来；在当今社会，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是说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不必惊奇，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要讲德行，要善于把握时机，要以天下为己任，做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有益于天下的人。
读司马迁，最重要的是读他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而司马迁本人，正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当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的时候，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才顽强地硬挺着活下来。当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史学家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现代作家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