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教科书”到“反华急先锋”
默克尔政府需要通过媒体来为改变对华政策创造舆论环境，记者只是在前面“冲锋陷阵”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董晓宾发自北京 从妄言中国掠夺德国财富，到给在德华人统统扣上间谍帽子，再到污蔑中国政府背叛奥运精神，甚至为“藏独”摇旗呐喊……
《明镜》周刊——一本在德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的杂志，为何不顾新闻平衡与准确，连续推出歪曲事实的中国报道，成为“反华急先锋”？
一本在德国很有声誉的杂志
想了解一本杂志对它所生存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德国《明镜》周刊或许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在德国，会有这样的说法：争论时， 人们会说：“这是《明镜》的事”；威胁时，人们会说：“我把这事告诉《明镜》”；遗憾时，人们会说“如果《明镜》报道就好了”；找理由时，人们会说：“《明镜》都没在意这个”。
还有这样的说法：喜爱读书看报的德国人把《明镜》的定期发行日星期一称为“明镜之日”。据说每到这天，德国的记者们都不出去采访，每人手捧一份《明镜》刻苦攻读，以便找到本周的报道选题，尽管这只是一个笑话，但的确反映出一种现象，德国社会的一些议题是由这本杂志来设定的。
1947年，年仅23岁的奥格斯坦将一份名为《本周新闻》的媒体更名为《明镜》，从此揭开了这本伴随了德国当代历史半个多世纪的周刊杂志的第一页。如今，奥格斯坦已不在人世，但在他的经营下，《明镜》已经成为德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新闻周刊之一，每周的发行量超过百万册。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明镜》周刊始终锋芒毕露，矛头总是指向权势阶层和一切腐败现象，这也使明镜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有评价说：“《明镜》挑起事端，从不顾及别人的脸面，他把本该隐藏的事公布于众。因此把监督权交予《明镜》，正符合公众的期待。”
曾被奉为“新闻教科书”
改革开放开始后，随着西方媒体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明镜》也逐渐为中国的知识阶层、高校学生所熟悉。2004年，当时还在人民大学念研究生的冯静，也成为从这本杂志中学习新闻报道方式的众多新闻专业学生中的一位。
“为明镜周刊赢得巨大声誉的正是这家刊物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调查性报道。”冯静在她与老师一起署名发表的题目为《<明镜>周刊与调查性报道》的文章中写道。
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中国媒体人对《明镜》从组织报道、编辑加工甚至封面设计，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位国内媒体从业者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明镜周刊>是怎样杜绝差错的》的文章中，毫不掩饰自己在走访位于德国汉堡的《明镜》总部时的“新奇感”：“作为这样一份在德国以至于在欧洲和世界上有相当影响的新闻周刊，令我们惊奇的是它具有相当低的‘见报差错率’。在采访中，该刊政治部一位负责人的讲述令我们吃惊:‘我们的周刊每期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错几个字母’。”
据说，能将差错杜绝到很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明镜》拥有一个在德国、欧洲的新闻媒体中可以说是最全的资料馆，而且有专职的资料馆专家。冯静记得，“除了为报道提供详实的背景资料之外，每一篇将要刊登的记者手稿都要经过资料馆专家细致的核查，以确保报道尽量准确。”
就连《明镜》周刊的封面设计，也有中国媒体专家专门进行过研究，认为其“色彩泼辣大胆，读者过目难忘；图片形象具体，意蕴丰富；简繁交替使用，封面设计具节奏感；密切关注热点观点振聋发馈。”
此外，国内介绍这本杂志传奇经历的文章更是举不胜举。
歪曲报道自取其辱
然而，时过境迁，对于国人来说，这本杂志的“教科书价值”已大打折扣，甚至成了“反华报道的教科书”。
“小的时候我还以为《明镜》是什么好东西呢……现在才知道……都是偏见中国的货色。”一位署名“小奔大梦”的网友写道。
另一位叫“sisi”的网友则表示：“从来不知道有《明镜》这个媒体,现在它却频频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能说，你出名了……不过是臭名远播了……”
还有更多表示不满的留言，一篇国内评论甚至以“《明镜》周刊遭网友唾弃”为题。“遭遇如此变故”，这本杂志似乎怨不得别人。
5月14日，《明镜》周刊在线刊登评论文章，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文章竟称：“共产党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的危机处理，结束在西藏‘3·14’事件之后的国际孤立，从来不无的放矢的中国官方媒体，充分利用了这次地震，用习以为常的政治口号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
香港《大公报》批评这是篇“失操守”的报道。其实，《明镜》最近何止一次“失操守”。
据说，在《明镜》周刊创刊时规定的“三大写作守则”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提供真实确凿的新闻”。包括“在不能确定其可信性时宁可放弃一条新闻也不能冒刊登假新闻之险”。
但这些守则在旅德华人周坚看来，早在2007年8月主题为《黄色间谍》的《明镜》周刊封面报道中，就已荡然无存。
“好奇、勤奋、兴趣广泛———在德国高校和研究所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拥有这些特性，他们可能是完美的研究人员或者也可能是完美的间谍———或许可能两者都是。”德国《明镜》周刊这些“含糊其词”的相关表述，彻底激怒了被描绘成“黄色间谍”的在德华人学者、学生。
甚至昔日曾被中国媒体人津津乐道的“封面效应”，也成了这本杂志极尽丑化中国形象之能事的工具。
2008年4月7日出版的《明镜》周刊封面，是以铁丝网编成的奥运五环配以中国党代会的图片。封面导语赫然写着：“看看中国政府是如何压制人民和背叛奥运会的。”
国内影评人司马平邦说：“看到这本《明镜》，我忽然想到2003年曾写过一篇痛骂美国《时代》周刊的博客，那次，《时代》把中国国旗和一张非典病人的肺片合影在一起，恶心不堪。”
记者成见影响报道客观性
2008年早些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身为在德华人维权委员会发言人的周坚遇到了《明镜》两位驻华记者，当时，这两位记者正在为自己所写的名为《另一个中国》的新书举办一场读书会，周坚也买了一本，“里面对中国的评论都是特别负面的”。
书中曾写到，一个中国工人一小时挣很少钱，待遇很底。当时在读书会上，就有一个德国读者对此提出疑问，“我去过中国，中国的物价相对是很便宜的，这样算的话，那个工人的工资可不低呀？你们不觉得这些报道是误导吗？”
面对疑问，《明镜》记者当时也不得不承认，“您的说法是对的”。周坚记得他们还不忘为自己辩解，“不过，中国工人福利显然没有我们德国工人好。”
“这些记者误导德国读者最典型的办法，就是不具体解释相对性，孤立地采取一个简单的数字，把它绝对化。比如批评中国没有人权，就举例说中国每年处死的人是全世界最多的，他不提中国有多少人，总人口是多少，比例是多少，美国一年要杀死多少囚犯，比例是多少。这些内容记者都不提。”周坚说。
可想而知，带着如此成见，这些德国记者向本国读者介绍中国时会产生多么大的偏差。冯静曾为研究《明镜》有关中国的报道专门与其记者接触。她发现，“在信息源选择方面，这些记者显然对官方的信息持不信任态度，但又未找到能够推翻中国政府信息的确凿证据，猜测的成分较大。”
其实，《明镜》对中国的尖酸刻薄也不是最近一两年才有的，冯静记得，在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执政早期，也曾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批评力度和压力，那时《明镜》对中国的报道围绕着人权问题做文章。而当施罗德调整了对华政策，《明镜》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就明显少了，与此同时，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量开始急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