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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四渡赤水战役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3个多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从八万多人减少到只有三万多人。在这一情况下,他们又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的围堵,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使红军处于覆灭的险境。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个正确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35年1月7日,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随即,召开了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四渡赤水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和形成的。

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出发,分三路向川南开进。右路红1军团,牵制綦江、合江之敌,由松坎出发,经温水、习水向赤水疾进;中路红5、9军团及军委纵队,由遵义、娄山关出发,经官店袭击习水、土城之敌;左路红3军团,由懒板凳出发,迅速摆脱尾追和侧击之敌,向土城前进。26日,红1军团进至赤水河边的旺隆场、复兴场,击溃了川军两个旅的阻击,沿赤水河向南挺进。红3、5军团在红1军团一部兵力协同下,在土城附近打垮了黔军侯之担部和川军郭勋祺部两个师的追击和堵截。继之,我各路军于29日,经土城、元厚场向西渡过赤水河。2月上旬,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4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我军;滇军孙渡部4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鉴于以上新情况,毛泽东等决定,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利用短暂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精减,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我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我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我分进合击。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我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我军决定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我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祠击溃了敌人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是日中午,我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2个师接触,我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拚杀,敌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我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三渡、四渡赤水,向南突破乌江天险,调动并摆脱敌人。我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我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3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我军这一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我军之际,3月11日,我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我军,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合围,聚歼我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为进一步造成敌之错觉和不意,3月21日,我以1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引敌向西。我主力则以快速的行动回师东进,于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折回贵州境内。28日,红军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碉堡封锁线,直达乌江北岸。29日夜,我军先头团1个排利用雷雨掩护,乘竹筏到达对岸,顺利地攻占了渡口,至31日,除红9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了乌江,巧妙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渡过金沙江挥师北上。我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但在黔滇边境有数旅滇军据守,不利我军北进。毛泽东在部署我军作战行动时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首先以部分兵力向黔东的瓮安、黄平方向佯动,摆出东出湖南与红2、6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则经息烽、扎左,直趋贵阳。此时,蒋介石已由重庆赶赴贵阳坐镇。当时贵阳及近郊守敌仅有4个团,蒋介石感到守备空虚,既怕我乘虚攻占贵阳,又怕我东进湖南与红2、6军团会师,故而急调龙云的主力3个旅兼程增援贵阳,令薛岳兵团和湘军何键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截。在滇军主力已完全东调的情况下,我红1军团于4月9日突然对贵阳东南之龙里镇实施佯攻,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我主力却从贵阳、龙里之间突过敌军防线,以每天120里的行军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15日渡过了北盘江,并相继攻克贞丰、龙安、兴仁、兴义等城。蒋介石对我军神速西进大为震惊,急调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和湘军3个师以及滇军一部,沿黔滇公路对我实施追击。与此同时,原留乌江以北的我红9军团,在胜利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已进至黔西的水城附近地区。

4月下旬,当我军威逼昆明城下时,各路敌军尚距我3日以上行程。故我乃以一部兵力占领杨村,佯攻昆明,主力即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岸挺进。红1军团经武定、元谋抢占了龙街渡;红3军团经马鹿塘抢占了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经龙塘进至绞平渡,其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已先于5月3日晚在绞平渡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敌,并击溃了川军两个团的增援,俘敌600余人,控制了渡口。由于龙街渡江面宽且有敌机骚扰,洪门渡江流湍急,均不利于我渡江,中央军委决定,除留红3军团第13团在洪门渡过江外,红1、3、5军团自5月3日至9日,利用仅有的七只小木船,全部由绞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北路的红9军团,也于5月4、5两日,在会泽西北的巧家附近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尾追之敌全部被我抛在金沙江以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境地区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我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等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其次,我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我军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我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我军的战略计划。最后,我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我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我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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